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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和概念,这是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新的重大认识和重大创新。

  为什么党中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如何全面深刻理解这一总目标?怎样正确认识、客观评价、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需要中国学术界从学理角度回答这些问题,这是学术界需要担当的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因为这一重大的学术命题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

  胡鞍钢教授一直秉持“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信念,“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又一次站在了学术研究前沿,服务于国家改革发展理论创新,带领几位青年学者及时创作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

  这是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鞍纲领衔创作的第六部当代中国研究前沿著作。之前,胡鞍钢等撰写的《人间正道》(2011年)、《2030中国》(2011年)、《中国:创新绿色发展》(2012年)、《中国集体领导体制》(2013、2014年增订版)等著作出版后,在中央决策层、学术界、党政干部乃至普通读者中引发广泛关注和共鸣,并且均已翻译出版了多种外文版向世界发行,向世界传播“中国学术”,发出“中国声音”,表明“中国观点”。

  胡鞍钢为什么能高效率地、持续不断地创作分量重、影响大的著作?这既源于他以学术研究奉献国家和社会的治学精神,又归因于他独特的治学思路、丰富的知识储备、深厚的学术底蕴。胡鞍钢是当代中国国情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对于新中国政治经济史和当代中国国情有着比较全面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又有宽广的国际视野,而且善于从毛泽东、邓小平等历史伟人那里汲取思想和智慧,每当国家和社会有需求,他总是能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发现,并自觉地调动自己储备的资料、信息、知识、理论和经验,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纵横两方面的视野,及时提出聚焦重大问题和重大矛盾的研究课题。《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这样一例凝结着他几十年研究心血的学术力作。

  具体来讲,《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有以下几点:

  第一,本书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2·17讲话”的学术版解读。全书基于作者20多年关于国家现代化、国家能力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思考和深入研究,将“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政治命题转化为学术命题,从学术角度拓展和深化了党中央最新的现代化理论成果,从而形成学术界与决策层之间的知识分享、知识互动。作者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出发,深入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并论述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而是中国人民在中国独特的历史基础、文化传统、基本国情之下的自主选择。

  第二,本书从历史视角梳理了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是如何创建、巩固、完善、发展中国现代国家基本制度,又是如何影响中国国家现代化总进程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内部形成了若干重大原则和制度安排,如“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党指挥枪”的军事原则、“党管干部”的人事原则,保证了党的统一、军队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邓小平恢复重建了党和国家的基本制度,开启并领导了改革开放,选择并坚持了一条“新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些珍贵的历史信息再现了新中国国家制度建设一脉相承、在曲折中前进的艰辛探索之路,展现了新中国创立者非凡的制度创新精神,也让我们对新中国基本制度带给后人的“制度红利”有了更深刻的自觉。作者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评价是有创意的,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即“失不在制,而在政”,从而也首肯了邓小平重建党和国家基本制度的历史贡献。

  第三,本书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重大改革决策,首次以第三方(学术机构)独立对过去十年(2003—201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科学、客观的后评估,有力地反驳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谈怪论”,并对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作了深刻总结,从而再现了中国改革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历史逻辑。作者鉴于“文革”时期“破立观”失败的深刻教训,提出改革开放时代的“立破观”。所谓“立”,就是制度建设,即不断完善和发展各项制度;所谓“破”,就是体制改革,即不断破除各类体制中的弊端。要“立”字当头,先“立”后“破”,不“立”不“破”,“破”为了“立”。这种新型的“立破观”是对制度建设与体制改革关系的哲学表达,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四,书中运用翔实准确的数据和极其丰富的资料,分析了政府与市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中央与地方这几对重大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和未来发展,从更深层次展现了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独特性与优越性。作者形象地用“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来说明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要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用“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路”,来强调既要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又要大力扶植民营经济;用“两个积极性”总是优于“一个积极性”,来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第五,本书最后通过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指标,从实证分析角度比较了中美两国国家治理绩效(2000—2012年),显示了中国国家治理绩效优于美国,表明了“中国之路”优于“西方之路”,验证了“毛泽东预言”(1962年)、“邓小平预言”(1987年)。作者进一步论述了中美治理绩效的差异是由中美两国的制度差异所决定的。中国的治理绩效优于美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兼顾制度延续与制度创新,进而形成了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国家治理需要相因应。由此,作者在本书最后提出,应当坚定“中国自信”,破除“美国迷信”。(李永强,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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